​《挺进报》大揭秘 还原重庆地下党真实历史

《挺进报》大揭秘 还原重庆地下党真实历史

作者：陈与、刘渝

来源：《重庆与世界》

江姐丈夫彭咏梧是《挺进报》负责人

1947年7月, 重庆地下党《挺进报》出刊, 每期印发300份, 由地下党员刘容铸、陈然、吴子见、蒋一苇负责, 刘容铸担任《挺进报》支部书记。其实, 《挺进报》真正的负责人是彭咏梧, 由于需要保秘, 神龙不见首也不见尾的彭咏梧, 仿佛是影子, 他在暗中审阅《挺进报》的出刊内容, 批示重点, 做标题等。

陈然是中国粮食公司修配车间管理员。中国粮食公司修配车间原址在南岸野猫溪31号, 即现在的阳光100号一侧。那时, 中国粮食公司搬回南京了, 有部份重庆工人据理力争, 保留修配车间, 陈然提出, 他想办法生存。于是, 修配车间自己加工粮食、麦子等。这是一栋两层楼房, 楼下放了几台机床。楼上住着陈然母亲、姐姐、姐夫、妹妹。这是一个独立小院, 环境单纯, 重庆地下党决定, 把《挺进报》设在这里。重庆地下党员蒋一苇负责《挺进报》编辑, 刻写。陈然负责印刷, 刘容铸负责发行, 吴子见负责联络。

《挺进报》出刊时, 重庆正值酷暑, 每张蜡纸印60份后就花了, 满篇都是斑斑点点, 只有重刻。这样一来, 工作辛苦, 危险也大, 陈然想了一个办法, 把蜡纸钉在板子上, 不用滚筒, 只用一块竹片, 刮得光溜, 蘸上油墨在蜡纸上刮印。两人合作, 蒋一苇揭纸, 陈然按蜡纸、刮油墨, 印完《挺进报》后, 就把蜡纸和竹片一起烧了。

前期出刊《挺进报》, 按照列宁讲的“报纸既是宣传者, 又是组织者”原则, 在重庆地下党和可靠的外围群众中发行传播。1948年1月, 由于在东北战场、山东战场, 人民解放军转为战略大反攻, 重庆市地下党组织决定《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 以“攻心为主”, 向国民党高层人士寄发, 起到瓦解、分化国民党内部作用。于是, 重庆地下党动员外围民众, 收集各种机关、团体、公司、商号信封, 把《挺进报》寄出去, 连国民党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重庆市长杨森, 都收到美国新闻处信封里装着的《挺进报》。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挺进报》恨之入骨, 派出大批特务查找《挺进报》来源, 一个伪装进步的“红旗特务”, 在沙坪坝文诚书店, 发现店员陈伯林和印刷工人任达哉, 经常在看《挺进报》。于是, “红旗特务”在他们面前, 发泄对国民党政权不满, 表达要求加入重庆地下党的决心。陈伯林和任达哉警惕性不高, 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团结的对象知音, 他们经常拿《挺进报》给他看, 并透露了一些核心机密。

一天晚上, 国民党特务把陈伯林和任达哉逮捕了, 任达哉立即叛变, 说出了他的上级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工会书记许建业, 化名为“老杨”、“杨德青”、“杨青”等。1948年4月2日, 许建业在市中区邹容路国泰茶院, 约见地下党员高霞明。许建业刚坐下, 发现任达哉带着特务在窥视, 这个茶园很小, 只有一个独门, 当高霞明正要进茶园时, 许建业起身相迎, 转移了特务的视线, 高霞明趁机脱险, 许建业被捕了。

许建业被捕后, 特务用尽了各种残酷手段, 始终没有撬开许建业的嘴巴。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 特务又使出“红旗政策”的手法, 支使特务陈远德充当看守, 伪装革命, 他对许建业说, 自己出身贫困家庭, 被拉了壮丁, 愿意为重庆地下党工作。许建业被捕之前, 有机密文件和重庆地下党员名单, 他怕特务搜查住家, 他秘密地托陈远德送信到原市中区中正路97号“至诚公司”职工宿舍, 交给刘德惠。特务获取了地址和名字, 逮捕了刘德惠, 经不住拷打的刘德惠, 供出了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

重庆地下党严重受挫, 刘国定叛变了

在中正路97号“至诚公司”门口, 特务逮捕了前来接头的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在残酷刑罚和高官利欲的选择下, 刘国定供出了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和《挺进报》陈然。随后, 刘国定被授予国民党“上校”官衔, 并死心踏地卖命。由于刘国定曾在四川西部和川北工作并担任过职务, 对中共四川省地下党组织结构、秘密情况知道得不少。

刘国定带着特务到成都, 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 但他不知道蒲华辅住所, 只好坐着吉普汽车, 在成都街上乱窜。他虽没有碰到蒲华辅, 但他从另一个渠道, 找到了蒲华辅线索。于是,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 特务逮捕了蒲华辅, 由于蒲华辅叛变, 使中共川康地区地下党受到很大破坏。为了表功, 刘国定认为川康银行的股东王朴, 可能是重庆地下党员, 但没有证据, 国民党以“物资助匪”罪名, 把王朴拘禁起来。

为了营救王朴, 重庆地下党组织让王朴妻子褚群, 抱着孩子, 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王朴。但是, 特务逮捕了川康银行职员苟开甲, 为了保全自己, 苟开甲认定王朴是重庆地下党员, 在渣滓洞监狱里, 刘国定当面与王朴对质。齐亮是重庆地下党北区工委书记, 刘国定叛变后, 重庆地下党北区工委决定, 让齐亮撤离。齐亮和妻子马秀英到了成都, 通过马秀英哥哥、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 找到中共四川省委, 并报告重庆地下党的严重情况。齐亮与马秀英在春熙路商场, 被蒲华辅带着特务, 把他们逮捕了。

更危险的是, 刘国定带着特务乘飞机去了上海, 妄图逮捕钱瑛, 进而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因刘国定在1947年, 在上海南方局工作, 知道南方局在上海地址。在刘国定当了叛徒不久, 中共重庆地下党拍电报给南方局。电报内容是:“我这次回娘家, 不幸得知柳表妹行为不正, 染上了花柳病, 已经住了医院。”接到重庆地下党电报的钱瑛分析, 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问题, “柳”与“刘”谐音, 断定刘国定被捕了。为了防止万一, 发生变故, 钱瑛切断与刘国定的联系, 马上转移了。

刘国定个子不高, 人称刘矮子, 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肖泽宽体型较胖, 人称肖胖子。特务扬言, 要捉矮抓胖。当刘国定叛变后, 肖泽宽约冉益智在北碚公园见面, 到了约定时间, 冉益智没到, 肖泽宽意识到问题严重, 他马上离开了重庆, 到了铜梁。后来, 肖泽宽得知冉益智也叛变了, 为此, 重庆地下党遭到不可避免的巨大牺牲。

果然, 冉益智长期在开县、奉节、云阳、万县、巫山一带工作, 他带着特务逮捕了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接着, 涂孝文叛变了, 使川东地委成员唐虚谷、杨虞常、江竹筠被特务逮捕。让特务喜出望外的是, 他们逮捕了《挺进报》负责人彭咏梧。原来, 彭咏梧领导《挺进报》期间, 受重庆地下党派遣, 秘密到云阳、奉节领导农村武装斗争, 与在华蓥山的合川、武胜、岳池、广安、大竹、渠县、邻水、与大巴山东部的开县、万县等地的武装斗争, 形成呼应。

逮捕了彭咏梧后, 国民党西南绥靖公署徐远举惊呼:“华蓥山游击队有10万之众!”为了保其老巢, 国民党对华蓥山游击队进行围剿。为了粉碎国民党围剿, 在南充, 华蓥山游击队击溃了国民党南充保安团, 并打死南充警察局长林廷吉, 大挫敌锋, 使成渝两地的国民党为之震动。由于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 重庆地下党和中共川东地委的领导成员, 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叛变, 几乎覆灭。

恢复《挺进报》, 横不出支, 纵不越级

重庆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后, 中共南方局派邓照明和刘兆丰出来组织工作。1947年8月, 他们从酉阳和秀山来到重庆, 刘国定和冉益智不认识他们, 因而没与重庆地下党发生联系, 避免了损失。在吸取了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的事件后, 邓照明规定, 每个地下党员必须单线联系, 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 不发生联系, 不准私自打通横向关系, 也不准越级汇报工作。

邓照明以重庆为中心, 他的活动范围, 时而在四川广安、时而在四川大竹、时而在四川梁平、时而在四川垫江等。他每到一个地区, 就指定地下党负责人, 刘兆丰负责重庆巴县和江北, 卢光特负责铜梁、壁山、大足、合川, 李培根负责泸县、江津, 李治平负责涪陵、綦江、南川等。为了工作方便, 邓照明建立秘密机关, 让刘兆丰的妻子谢若英来重庆, 以教书掩护, 在沙坪坝新桥适存高级商业学校任职, 刘兆丰以商业学校天瑞公司副经理名义, 住在市中区临江路45号, 这是商业学校驻城区办事处。

1949年春天, 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 国民党主力部队大部份被歼灭,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陈兵江北, 解放南京。虽然大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 但特务更加疯狂了。特务与叛徒狼狈为奸, 到处捕杀重庆地下党员, 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 中国南方局指示重庆市地下党组织, 保存力量、防止破坏、广泛发动群众、迎接解放, 配合接管工作等。

根据迎接解放的方针, 邓照明决定恢复《挺进报》, 这时的《挺进报》, 总结了被破坏的教训。因此, 《挺进报》改变了版式, 在名称上不固定, 出版小册子, 选用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文件, 在刊头上不打名字, 避免特务注意。对新版的《挺进报》, 在发行方面有所改进, 比以前灵活谨慎, 不再大张其鼓地寄给敌特首脑机关了, 而是直接寄到可靠人士家里, 通过邮寄, 即使被特务发现, 也找不到人。复刊的《挺进报》地址, 设在沙坪坝民建中学, 由地下党员吴宇负责编辑, 由地下党员廖伯康带到化龙桥大有小学刻印, 寄发。

这是《挺进报》出版发行场地, 树木成荫

由于复刊的《挺进报》及时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 重庆市学联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口号, 随后又掀起了“争生存、争温饱”的群众运动。当时的重庆师生,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 也在酝酿罢课罢教。重庆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 把争生存、争温饱和反内战的斗争结合起来, 响亮地喊出了“惩办发动内战的战争罪犯!”、“废除专制独裁的伪法统!”、“要真和谈, 不要假和谈”等口号, 并决定在4月12日, 即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渡江之日, 举行重庆市民示威大游行。

“四、一二“示威大游行前夕, 重庆地下党通过可靠渠道得知, 特务已经拟定了逮捕名单, 采取了军事戒严, 截断了从沙坪坝通往重庆市区的所有公路、桥梁, 用武力破坏这次游行示威。为了保存力量, 重庆地下党改变斗争方式, 掌控有理有节的策略, 不和国民党军警硬碰硬的作法, 把原来筹备的全市统一大游行, 改为分区游行或校内游行, 及时通知暴露的重庆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 迅速转移。

在“四、一二”示威大游行中, 特务拟定的逮捕名单被打入特务内部的地下党员袁鉴承获知, 他冒着生命危险, 送出了可靠情报。长期以来, 由于袁鉴承在敌特机关“工作努力”, 他参加了“特种汇报会议”。这个“特种汇报会议”非一般基层人员参加, 要有相当级别人员才能进入会议室里, 而逮捕名单在3月30日下午才定下来, 重庆地下党3月31日中午就知道了。

在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解放的工作中, 《挺进报》号召重庆各厂工人, 在重庆地下党领导下, 成立“护厂联谊会”, 有的组织“工人纠察队”, 有的组织“工人自卫队”等, 重庆地下党在兵工厂、钢铁、煤炭、电力系统、公路运输、纺织工业、电信系统进行工作, 重点加强兵工系统的注意, 因敌特破坏的重要目标就是兵工厂。如江北区刘家台的21兵工厂的“护厂联谊会”, 就是地下党员赖琮瑜组织起来, 把厂长俞濯之争取过来, 打开仓库, 拿出1000条枪枝, 武装了护厂工人。

江北区21兵工厂, 国民党逃跑时, 在21兵工厂安放了大量炸。护厂英雄吴坤山在“护厂联谊会”的地下党领导下, 冒着危险, 带着护厂工人, 在万分危急时, 把140多箱烈性炸药, 全部拆除了引线。又如29兵工厂、重庆大渡口钢铁厂, 在敌特撤退重庆时, 在发电所、平炉车间、轧钢车间, 安放了炸药和定时引线。1949年11月29日, 重庆市地下党员刘家忆、简国治, 带领护厂工人, 逐一排除, 因数量太多, 他们忙到解放军进入重庆, 还在排除敌特安放的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