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简史(八):正面战场拉锯战

抗日战争简史(八):正面战场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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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统帅部移设重庆，中国抗战进入第二期作战。日军因战场扩大，兵力不敷分配，又须分兵控制重要城市及交通线，逐渐抵消其军力的优势。而中国主力军队则退至平汉、粤汉铁路以西的山岳地带，凭险据守，持久抵抗，双方形成对峙状态，中日战争已演变成长期化。日军因应长期战争，除扶植傀儡政权“以华制华”、大力榨取中国资源“以战养战”外，还配置机动兵力于武汉，以有限度的攻势削弱中国战力。在1939年一年之中，日军先后发动南昌、随枣、长沙及桂南四次作战，其中尤以桂南会战最具规模。

一 桂林行营的组建与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撤守，中日战争进入第二期阶段。11月下旬，蒋介石为因应武汉撤守后的局势，决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此即为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会议中，蒋介石指出第二期作战之特质，应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并训示游击战、政治战、宣传战之重要。至于第二期作战指导，采消耗战略，以持久作战为原则，陆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游击部队，扰袭敌人，发展总体战、全面战，扩大面之占领，使日军局促于点线；国军则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准备全面反攻。同时，会中也议决为拱卫战时行都重庆，将撤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广州、西安三行营，另设立天水行营及桂林行营，并由总参谋长程潜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分别出任天水及桂林行营主任，以统一督导南北两战场之作战。桂林行营指挥第三、第四、第九三个战区，白崇禧部属程思远认为蒋介石任命白氏为桂林行营主任，“显然把半个中国交给他了，信任之专，一时无两”。此外，关于统辖两广战局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人选，则决定由与桂系关系良好的粤军名将张发奎出任。12月3日，白崇禧在桂林叠彩峰前旧师范大院任桂林行营主任，担负指挥东南半壁战局的重任；至于行营参谋长，则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调任。

桂林行营成立后，由于所辖区域包含第三、第四、第九三个战区，很快就面临日军进击的压力。1939年3月及9月，桂林行营辖区爆发南昌会战及第一次长沙会战，白崇禧以职责所在，曾亲赴浙江、江西、湖南等地视察，指挥攻守事宜，尤以长沙会战对日军进行顽强抗击。白崇禧一向主张持久抗战（参谋本部亦赞同其想法，不主张坚守长沙），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后曾派林蔚赴湘，严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后撤守军以保存实力；及至日军逼近长沙，蒋介石乃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同白崇禧星夜入湘，协助薛岳指挥战局。因薛岳坚信部队士气正盛，可以一战，与白崇禧看法不同，双方相持不下，陈诚乃居间调解，并报蒋介石请准反攻，给予深入之日军猛烈侧击，遂有所谓“第一次长沙大捷”。

二 桂南会战

自1939年11月15日日军登陆钦州湾开始，桂南会战前后历时一年余，大小战斗二百余次，桂南十余县均曾遭日军蹂躏，足见此会战规模之大。依陈诚看法，桂南会战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日军进攻阶段(1939.11.15—1939.12.17)；2.反攻南宁阶段(1939.12.18—1940.3.25)；3.桂南对峙阶段(1940.3.26—1940.10.12)；4.最后反攻阶段(1940.10.13—1940.11.30)。至于日军此次再度发动攻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摧毁中国抗战意志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认为英、美等国已无余暇关注中国，决定趁机迅速摧毁中国抗战意志。为此，日本于同年9月12日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并以原陆军大臣、侵华少壮派代表人物坂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日军除设法稳定华北已占领地区外，还决定在华中及华南方面改为采用积极作为，尤其是在华南，应设法切断中国的国外物资补给线，并取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航空前进基地，以摧毁中国长期抗战之意志。日军虽迅即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但因遭中国军队反击，军心士气颇为沮丧，西尾寿造大将乃电召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赴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配合海军发动以广西南宁为目标的作战计划。

2.切断中国对外交通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海军旋即于8月25日宣布封锁北起秦皇岛，南迄北海口的中国海岸线，以图阻绝中国沿海交通运输。军政部兵工署长俞大维于8月1日向蒋介石报告，国内弹药库存尚敷6个月作战之用，但其后仍需以海外输入为主。当时由越南河内至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另有支线由河内向东北延至同登，接越、桂边境，故余氏建议抢通由海防经同登、镇南关到达龙州的交通线，以备不时之需。蒋对此颇为重视，决定完成桂越铁路，并提前修筑南宁至镇南关铁路，并与越南铁路相接，称为湘桂铁路南镇段。

桂越铁路修筑工程进行颇为积极，1939年5月，越南方面铁路已至镇南关国境；10月，中方铺轨至距国境仅80公里的明江。日本海军部认为在钦州湾实行登陆，除可将中国海岸线完全封锁，倘若能进一步攻占广西南宁，不但可以切断中国由越南经南宁之国外物资补给线，使中国无法假道越南获得国外物资，而且能对法越当局造成日军和平进驻越南的压力。这是因为自武汉会战以来，中国由越南交通线输入的物资大幅增加，支持了中国持久抗战。据中方统计，1939年滇越铁路货运量为40余万吨，其中有40％是军械等政府货物；年运旅客则达340余万人，有效纾解涌向内地的庞大人潮，对中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日本在与法方交涉禁运未果后，大本营乃批准海军要求，调集军队准备攻占南宁，并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中日大战，势不可免。

3.呼应汪兆铭“和平运动”

自1938年12月底汪兆铭出走后，日本政府即决心扶持汪氏在南京成立一个中国的“新中央政府”，乃训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配合实行适切方案，以达成处理中国事变之目的。汪兆铭和平运动的推展，自始即以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为主要目标。因此，1939年4月，汪兆铭即向日方建言，力促日军应在中国华南地区对广西南宁、桂林等地实施进一步的攻击，以军事压迫诱和云南省主席龙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西南军人。此际，由于龙云对汪兆铭出走议和的态度暧昧，蒋介石对龙云的动向尤为关注。如该年11月15日日军登陆钦州湾时，蒋即于16日称：“敌军如果真面目来攻南宁，则其目的全在威胁滇龙，对滇龙应特别注意矣！”12月27日，蒋介石在研究战局时，亦认为“敌拟深入桂黔，以威胁滇龙，唯在敌军未深入黔中以前，滇龙当不致动摇乎？”准此以观，日军发动桂南会战，自亦有呼应汪兆铭“和平运动”之用意。

1939年11月初，日本军舰已频繁地出现在钦州湾附近。11月11日，桂林行营从港英当局获悉，日本第四舰队主力，包括三艘巡洋舰、三艘水机母舰及加贺号航空母舰，均集中于琼州岛海面，有积极进攻南路的企图。白崇禧此时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接获情报后即告知军令部作战厅，并谓应注意日军将截断我海外交通线；但作战厅却认为“综观当前形势，敌无南犯意图”。这是因为自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成功抵御日军进攻后，军事委员会一改先前战略，积极转守为攻，以争取战场主动权。军令部作战厅研判日军或将增兵再攻长沙，短期内不会进犯桂南，因此决定集中兵力，将整训的军队拨归第三、第五及第九战区，准备在1939年底发动冬季攻势，全面反攻。因此，蒋介石即于该年10月10日手令白崇禧，告以桂林行营处理第三、第九战区之部署，认为“此后作战方略，应注重第三战区与江岸之腰击，以断绝敌军长沙之交通，而制豫、鄂、赣敌军之死命”。由于中国军事当局将冬季攻势的重点置于长沙，缘此，桂南及粤省西江以南地区仅配置两个军担任守备，兵力薄弱。11月15日，日军强行登陆钦州湾，守军因兵力薄弱、训练不足，一触即溃，钦县、防城陆续失守。11月24日南宁陷落，日军于12月初占领高峰隘、昆仑关等南宁外围要地，并构筑工事与中国军队展开对峙。

1939年11月19日，白崇禧自重庆赶回桂林听取敌情报告。

当白崇禧辨明日军仅有第五师团另加一个台湾混成旅团，兵力并不雄厚时，加以深感南宁乃桂省南部重镇，当即向重庆具申意见，要求趁日军南下袭占龙州、镇南关之际，着手反攻南宁，并在迁江设立前进指挥所。白崇禧所陈反攻计划经奉核准后，军委会特拨中央军十九个师增援，蒋介石派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来广西协助白氏指挥作战。陈诚于12月16日飞桂林，17日抵迁江前进指挥所会晤白崇禧，除抚慰军民外，还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旨。关于此事，日后陈诚回忆道：

委员长要我传达的意旨要点为：

一、委员长说：“我于本年元旦第一页日记，即书：‘本年内必求敌之一点，集中力量，予以歼灭之打击。’但直至此次倭寇进犯南宁，始获此机会。我军对此敌之攻击，有如关门打虎，应有绝对把握。”

二、此次作战，在兵力上我占绝对优势（我军约为二十七个师，敌军约为十二个团），在态势上亦占绝对优势，故胜利应有绝对把握。

三、在战时应注意者：（一）此次牺牲，极有代价，故应不惜任何牺牲，以求获得战果。（二）对友军应注意联系与协同，不要各自为战，或互相观望。（三）对于情报之搜集亦应特别注意，并讲求各种方法与手段，以便获得情报。

对于桂南会战计划，白崇禧认为因交通不便，集中各部兵力至少要三个星期以上，所以对敌决战最早要在12月中旬才能开始。同时，由于开战后首先要攻占昆仑关方能收复南宁，但因昆仑关地势险要，日军又积极加强工事、据险而守，唯有出动机械化部队方能攻坚。当时只有中央军精锐——杜聿明的第五军可以担此重任，白崇禧乃向蒋介石请调第五军，蒋答应了，足见其对桂南会战的重视及对白氏的支持。

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白崇禧积极部署进行反攻。白氏以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指挥西路军，攻击高峰隘日军；以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蔡廷锴指挥东路军，发动民团破坏交通，阻止敌军增援；而以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廷瑶指挥第五军等北路军，担任昆仑关正面的攻击。担任主攻的第五军辖三个精锐师（荣誉第一师、第二〇〇师及新编第二十二师）附装甲兵一团，在第九十二师及重炮、野炮各二营，卜式山炮一连，俄式战防炮一营，高射炮三连的支援下，兵力、火力均极为强大，尤以步炮联合攻击发挥重要功效。1939年12月18日零时，主攻的第五军荣一师郑洞国部、第二〇〇师戴安澜部在战车及炮兵的掩护下，向昆仑关日军阵地发动攻击，揭开血战昆仑关的序幕。由于日军据险顽抗，双方之战甚为激烈，各部伤亡均极惨重。白崇禧有鉴于日军占地形优势，在昆仑关口两侧高地以轻重武器组成交叉火网，封锁中国军队的进攻，乃以电话向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示，改变原先作战方针，采用要塞式攻击法。所谓“要塞式攻击法”，系将日军各据点分配给第一线各团负责，同时展开分攻合击，逐次缩小包围圈，并切断日军后方交通，以孤立昆仑关敌军。要塞式攻击法颇为奏效，昆仑关日军因得不到陆路交通补给，所有饮水、弹药、粮食、药品完全靠飞机空投，士气日趋低落。12月31日，中国军队在优势炮火支援下，终于克复昆仑关。

中国军队收复昆仑关后，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为挽救南宁危局，立即从粤北抽调第十八师团主力及近卫混成旅团，于1940年初由海路增援钦县，同时将台湾混成旅团扩编为第二十八师团，并得到关东军两个航空队的支援；而安藤利吉本人也由广州赶赴南宁坐镇，很迅速地对中国军队发动反攻。蒋介石以桂南战情紧张，认为“邕宾路不应争守敌后之据点，徒增无益之消耗，兵力应用作运动战，以打击敌人”，于同年1月7日亲赴桂林，并开始有了撤换桂南战局指挥官的念头。1月8日，蒋在记事中称：“陈诚何如？张发奎何如？抑仍由白崇禧负责乎？所到中央军，应严戒不许再称中央军，以守秘密，亦避免桂军意见。”1月10日，蒋介石至迁江前进指挥所，与白崇禧详商作战计划，告之“八塘重点，应置于六、七塘之北方山地，形成侧面阵地，使敌军进退两难”；又切嘱白氏“不可躁急求速，更不可畏难图易，以南宁关系重要，实为全局胜败之总枢纽，故不可稍有取巧与徼幸‘侥幸’之心，必须稳扎稳打，全力以赴也”。1月12日，陈诚由粤北返抵桂林，在谒见蒋介石时，蒋面告陈氏准备兼任桂林行营主任，在前方指挥战事，另调白崇禧回桂林主持东南全局；唯陈诚“力陈不能担任名义，只宜从旁协助，始作罢论”。

由于此时白崇禧、陈诚、四战区长官张发奎及粤军名宿李济深均齐聚广西，蒋介石虽于1月12日与陈诚会商后由桂飞渝，但恐桂中诸将领意见不协，遂留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在桂调处人事。抵渝后，蒋对桂南战局仍不放心，特致迁江白崇禧一长电，详细指示攻略南宁之方针：

中刻已抵渝，关于前方作战意见及以后处理方针，已属任潮（李济深）、文白（张治中）、辞修（陈诚）诸兄趋前面详。南宁战役实为抗战最后胜负惟一之关键，绝非轻易躁急所能求成，必须以全力赴之，慎重处之。此时争速之时间已过，故不必求速，而要求实求稳；本战略上之原理原则，计出万全，则无不成功。孙子曰：“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进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此语实为今日南宁战局应用之要旨，而孙子中地形与九地两篇之原理，可取者更多。读此，益知南宁战场我敌之胜负已可判定，但须体会其原则，而切实行之也。南宁不仅为兄之乡土，亦为全局之重心，故兄之操劳急切必甚。此次迁江会晤，因时间匆促，不及详谈，兄之辛劳，无时不在怀念中，故特属任潮兄等再来详商一切。总之，大事将成时，其困难必更大，亦惟以常理处之，乃能克服困难，故切勿求急，更不可以徼幸“侥幸”求成。军事必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未稳当以前，切不可遽求变化，请兄察之，并请保重。

白崇禧接获指示后，乃电复蒋介石，电文称：“承示攻略南宁方针，应先求稳当，再求变化，切忌急躁，谨当遵照钧旨，妥为布置，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求胜敌之方。职自奉命攻势，夙夜彷徨，每念钧座付托之重，辄怀衔接之思。无如智虑短拙，师久无功，钧座不加谴责，慰诲勤勤，不知如何方能图报也。任公及文、辞两兄已到迁江，正秉承钧旨，共同研讨，详情续陈。”

1月13日，李济深、陈诚、张治中等至迁江与白崇禧等商议当前军事，陈诚以日军正大量增援，而我军尚未集中完毕，深恐逐次接战消耗实力，乃建议以下三案：

一、着重于战略者，对邕江以北各据点，如八塘、南宁等处之敌，取包围监视之事；而使用主力于邕江之南，断敌后援，相机进取南宁。

二、着重于战术者，以主力使用于邕江以北，直接强攻敌之据点，如八塘、南宁；以一部使用于邕江以南，断敌后援。

三、战略战术并重者，于邕江南北各置重兵，合力而围歼之。

经白、李、陈、张等人讨论后，决定桂南作战原则仍以攻克南宁为目的，指导要领大略以上述第三案为依归，并定于1月底部队集中完毕，2月初开始行动。1月26日，陈诚奉命由渝再赴桂林，次日转柳州至迁江，再与白崇禧等商议战局。陈诚主张减少正面兵力，补左翼空虚，并分布有力部队巩固后方城镇。不料桂系将领王泽民力持异议，决定集重兵于右翼。对此，陈诚称：“盖右翼为桂系军队，互相拱卫，亦自保全实力也。健生左袒王，余议不获用，为之寝食不安。”桂南中国军事高层对于战局部署显然已出现分歧。

1940年1月29日，桂南日军开始分两路进攻：一路沿邕宾路北犯昆仑关，一路占永淳，渡邕江，乘虚间道出左翼，直指宾阳，并拊昆仑关之背。白崇禧闻讯，始知为王泽民所误，急邀陈诚密商。陈诚建议调第三十七集团军叶肇部队自粤西就近移左翼堵击。岂知白崇禧下令三十七集团军进攻甘棠，叶肇竟拒而不从。1月30日，蒋介石闻昆仑关受日军威胁，曾谓“昆仑关方面部署，余当时未切嘱辞修于我军未集中完毕以前，须防敌军对我先行进攻之一语，以致为敌所制，此亦吾之失也”。并对桂军表现甚为不满：“桂军脆弱不堪一击，殊所不料，且永淳与伶俐圩、甘棠圩等要地，不布置兵力严防，此乃将领无识所致……乃知军事不可稍存大意也，后当戒之。”翌日，蒋在1940年1月的“本月反省录”中亦称：“（前略）（六）粤北、鄂北皆能转败为胜，惟桂南永淳与伶俐圩、甘棠圩等要地为敌占领，昆仑关之侧背又受威胁。我军只有攻击计划，未能防敌先攻之部署；而桂军懦弱，不能作战，此则又为其平时虚伪宣传所误也。”足见蒋氏对桂军的印象不佳。但蒋介石对桂南战局并未完全丧失信心，在研究日军进攻甘棠圩的全盘战略后，蒋表示：

敌进攻甘棠，其目的在宾阳，我军惟有固守昆仑关据点，其余四周部队，可以出击。若能硬战三日，则敌必溃。健生心志动摇，即欲退却，非计也。如邓龙光、何宣、叶肇等各军果能向预定目标前进不疑，必可转大败为大胜也。

但由于日军行动敏捷，而中国军队主力第五军等部则因伤亡过大，转移休整。白崇禧虽急电军委会请调他军增援，然缓不济急，甚至叶肇更抗不遵命。尤以邕江南岸中国军队防守兵力薄弱，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乃于同年2月2日顺利进占桂南重地宾阳，阻断中国军队后方交通，以致辎重损失无法计算。数日后，昆仑关亦告失守。

宾阳陷落后，蒋介石对于白崇禧、陈诚督战不力甚表不满，并于1940年2月3日记事中称：“敌军或不向长江而向柳州，企图打通珠江流域乎？呜呼！辞修骄傲，健生虚浮，疏忽大意，处置不当，致此大败，自开战以来，最可耻之丑事也！”这或许也埋下了后来柳州军事会议白、陈二人遭受惩处的伏笔。蒋介石乃连以电话指导陈诚、白崇禧反攻宾阳与急援昆仑关计划。及至2月4日闻昆仑关失守，守军第九师虽突围，但师长阵亡之讯息后，蒋介石感叹曰：“战败至此，而健生仍说其部署不错，惟独责备部下，此诚可浩叹，痛哭者也！”此后，桂林行营重新进行部署，以确保柳州、宜山为考量；而军委会也训令粤北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向广州猛烈进攻，以牵制桂南日军。安藤利吉有感日军在桂南孤军深入，后方空虚，加以广州防线又告吃紧，乃极速收缩桂南战线，先后放弃宾阳、临河等地，集中兵力于南宁，并将第十八师团南撤返穗。此后，中日两军在桂南呈现相持状态。

桂南会战第二阶段告一段落后，蒋介石认为“桂南之役，实继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之一大战役，乃为最后胜利与党国存亡最大之关键，更不能不将此次失败事实彻底审定，以树军纪而挽堕势”。因此，蒋决心按“赏自下始，罚自上起”的原则追究桂南会战失利的责任。1940年2月22日，蒋介石亲莅柳州，并于23—25日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桂南会战的得失，训示今后作战要点。对于桂南会战失利，蒋自始即认为“纯以主将疏忽，处置不当，此为自开战以来最可耻之事”，而白崇禧、陈诚尤须负其责。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认为此役高级将领战斗意志薄弱，“白崇禧在面对日益恶化的战场形势时犹豫不决”。柳州会议结束后，蒋宣布奖惩名单，白崇禧身为桂林行营主任督率不力，降级处分；政治部长陈诚则是指导无方，也降级处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优柔寡断，未能挽回危局，总司令部番号撤销，该总司令撤职查办；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以抗命避战，贻误大局，总司令部番号撤销，该总司令撤职交军法审判。在柳州军事会议后，蒋介石深以各部队目前一般参谋业务缺点尚多，影响战斗力，决定于同年3月初在重庆召开全国各战区参谋长会议。白崇禧身为副总参谋长理应参与此会。2月27日，蒋介石返桂林与白崇禧商议取消桂林行营及赴渝参加参谋长会议之事，蒋观察到白氏态度消极，“不欲到渝，参加参谋会议，则其不愿取消行营之意可知”。虽然如此，同年4月20日，桂林行营仍奉命撤销，另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改由李济深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白崇禧则返渝仍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对于撤销桂林行营一事，蒋介石表示：“此举既经决议，则必断行，健生心理如何，不必过虑也。”溯自1938年12月行营成立，总计桂林行营运行近一年半时间。

事实上，当桂林行营成立时，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身份出任桂林行营主任，指挥第三、第四、第九三个战区军事，可谓大权在握。加以桂林又系白氏桑梓之地，其在行营主任任内，确实颇想有所作为，而其具体表现就在指挥桂南会战上。白崇禧向来坚持持久抗战，譬如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初，即曾严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后撤守军，保留实力。但指挥桂南会战，尤其是血战昆仑关时，白崇禧却不惜代价，以步炮协同强攻，终能克敌制胜，完成任务。而在桂南会战的前两个阶段，蒋介石对白崇禧基本上是信任有加，并应白氏之请，将最精锐的第五军使用于桂南战场。在昆仑关战役中，由于中国主攻部队——第五军不论人力、火力均占绝对优势，遂能主控战场，这在抗日战史中是不多见的。

但在桂南会战第二阶段后期，随着日军逆袭南宁、进占宾阳，蒋介石对于白崇禧的战略观点及战场指挥开始产生质疑，并随着战事进展，一度有意以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取代白氏出任桂林行营主任。此事后虽不果，但却也埋下了裁撤桂林行营的伏笔。此外，先前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白崇禧主持的桂林行营与所辖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之间的矛盾已然丛生；及至桂南会战爆发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抱怨战事虽在四战区辖区发生，但桂林行营几乎全盘接手指挥，即使白崇禧在迁江成立前进指挥部时，亦未通知张发奎进驻，张氏甚至以胃病为由向白崇禧告假一月。诸如此类行营与所辖战区的矛盾摩擦或许也是桂林行营撤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