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误读:以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化”误读:以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为中心的考察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总结认为，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以下四个前提。

(一) 中国化不是汉化

如果详细讨论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概念，就需要首先厘清“中国化”( Sinicization) 、“本土化”( Nativiza-tion) 、“地方化”( Localization) 等概念术语的异同。显然，第一个术语“中国化”( Sinicization) 就是“汉化”，不适合作为学术概念在这里使用。在学理意义上，第三个术语“地方化”( Localization) 更能表达我们要讨论的现象，也是国内外学术界最普遍使用和接受的一个概念，也可以译为“地域化”“在地化”“本地化”等。

根据前述金宜久等人的主张，伊斯兰教中国化其实就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那么这种地方化显然不能等同于“汉化”。也就是说，伊斯兰教中国化并不是伊斯兰教丧失自己的本质属性而逐渐“被汉化”的过程，而是适应中国各地的具体情境而改变自身样式、嵌入当地“地方知识”的过程。在内地，这 一中国化过程生成了回族文化的各种地域化类型; 在新*疆，伊斯兰教与当地民族的固有文化结合，生成了别具一格的突厥伊斯兰文化系统。

(二) 复数的中国化

如上所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具体表现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上千年来，在中国境内 逐渐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少数民族。因此，伊斯兰教中国化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地方化，而不是“同质化”或单一面貌的。

(三) 动态的中国化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肇始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时，延续了1300多年的时间，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调整，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因此，伊斯兰教中国化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问题，也不是在某个时期就可以完全结束的过程。

(四) 文化变迁中的双向影响

要具体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还需要将其放置在世界性伊斯兰文化史、思想史的背景当中加以考量，这是此前的研究比较欠缺的。换言之，要讨论其中国化，我们先得弄清楚伊斯兰思想史的主要脉络，才能 弄清楚其在中国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伊斯兰教如何受“儒家”影响的片面观点，而正视文化交往、文化变迁中必然存在的双向影响，在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同时，也讨论伊斯兰教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由于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比较复杂，本文将只选取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历史演进为例，来具体讨论其中 国化的过程与发展规律。

二、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历史演进

刘致平在《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中将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伊斯兰教建筑的移植时期，从唐到元末约700余年; 第二时期，伊斯兰教建筑发展的高潮时期，从明初至鸦片战争前的约500年间; 第三时期，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他还进一步把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划分为两大系统， 一是内地特有的回族等民族的清真寺、拱北，一是新疆维吾尔族等民族的礼拜寺和麻扎［4］。王正明把伊斯兰 教的中国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伊斯兰初入的移植时期，对应于唐宋元三朝; 元末明初伊斯兰建筑风格改变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明清两代［5］。本文综合以上思路，把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划分为以下四个历史时期。

(一) 唐代至元代的移植时期

穆斯林虽然自唐代已经进入中国，并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长安等若干城市形成了以“蕃坊”著称的 聚居区，修建了清真寺，但是唐宋时代留存下来的物质遗存却非常罕见。目前可见的中国伊斯兰教最早的文 字遗存，当属宋元时代的阿拉伯文石刻，主要分布在北京、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尤以泉州保存的数量 为最。

唐代遗存的建筑可能只有广州的怀圣寺光塔。北宋元祐年间( 约1088年) ，郭祥正《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诗最早记载了光塔: “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光塔形如银笔，内置双蹬道盘旋上升，可至塔顶，是典型的古代中东伊斯兰教建筑样式。

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始建于伊斯兰教历 400 年( 1009—1010 年) ， 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该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尚未本土化时期的典型代表，其形制、布局迥异于中国传统建筑，全部用花岗岩砌成。现存的艾苏哈卜清真寺( 汉译为圣友寺) 建筑为 1310 年( 元至大三年) 波斯设拉子城穆斯林艾哈玛德·本·穆罕默德·贾德思重修的，距今已有700 多年的历史。这座元代建筑的石刻上，还没有出现汉字，而全部使用的是阿拉伯文。

元代还出现了中亚、西亚传来的伊斯兰教砖石建筑与中国汉式建筑相结合的最早例证，如杭州凤凰寺后窑殿的中殿拱顶、河北定州礼拜寺后窑殿拱顶等，都采取了内为伊斯兰式砖砌拱顶、外为汉式亭顶的建筑样式。同济大学建筑专家常青在《元明中国砖石拱顶建筑的嬗变》一文中明确提出，“汉唐以来的我国砖石拱顶建筑在宋元之交发生了结构上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起始于西域伊斯兰教建筑形制与风格的影响”［6］。可见，伊斯兰教建筑的移植，不仅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还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元明中国砖石拱顶的一次转型。

泉州圣友寺( 清净寺) 朝向龛阿拉伯文石刻 周传斌摄

(二) 明清时代的中国化时期

由于明初推行禁止“胡服、胡语、胡姓”等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推动了外来穆斯林移民的本土化过程。表现在伊斯兰教建筑上，就是清真寺普遍采取了中国传统木结构的大屋顶样式，而清真寺内的装饰风格也大量采用了汉式的匾联、碑刻、彩绘等形式。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鸟瞰图

对于这一时期的变化，刘致平教授在《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当中已有详细的讨论，他列出的明代实例有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杭州真教寺、北京东四清真寺、云南大理清真寺、上海松江清真寺、甘肃天水后街清真寺等，如化觉巷清真寺“已无砖砌后窑殿，一切布置全系我国制度，大殿建筑的华美、雕饰的庄严肃穆，实属难得的古代建筑精华”［4］( P8) 。他列举的清代建筑实例包括: 山东济宁东大寺、河北泊镇清真寺、成都鼓楼清真寺、兰州桥门街清真寺、河南朱仙镇清真寺等，“已完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形制，其总体布局多为四合院式”，“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建筑的传统，远不是一般佛寺和宫殿建筑可比拟的”［4］( P9) 。刘致平教授给出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制和风格，而且还有很多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如勾连搭式的屋顶、前卷棚后窑殿的搭配、不拘一格的平面类型和建筑组合等，其创 新性和复杂性令人叹为观止。这实际上也显示了前文所表达的“文 化变迁中的双向影响”，即伊斯兰 教建筑的中国化并非单向的、消极的接受过程，而是富有创造性的、积极适应的过程。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制、技艺、形式的接受和发展，至今仍在持续，兰州的灵明堂建筑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